唐文宗太和3年(公元829年)4月，年近花甲的大诗人白居易到达洛阳，住进5年前他在洛阳长夏门东履道里购置的宅第。洛阳为唐陪都(时称东都)，5年前，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东都时，便买下了这片住宅，预作自己的终老之地。其后，他历任苏州刺史、刑部侍郎等内外官职，冗务在身，难如所愿。如今，终于奉诏为太子宾客(系东宫即太子属官)，分司东都(即以太子的名义分管东都事务)。所谓“分司”，实际上并不任职，不过是对达官显宦退休后的一种特殊优待。这份并不当差的优渥差事，正是他所向往的。   　

    诗人自己有诗为证。

    就在太和3年，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《中隐》的诗。我们知道，自古以来，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归隐之间矛盾、徘徊。所谓“达则兼济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”，朝政紊乱，仕途险恶，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。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。有道是“大隐隐于闹市，小隐隐于山林”，白居易选择的是“中隐”，既不在朝廷做官，不在都城长安居住，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，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。这样，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，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——险恶的朝廷。中唐时期宦官弄权，藩镇割据，朝中不时波涛汹涌。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，加之进入了暮年(写《中隐》一诗时已58岁)，意志走向消沉，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。

   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：他离开长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，唐文宗与大臣李训、郑注合谋铲除宦官，不料计泄，反被宦官挟持。宦官头子仇士良、鱼弘志策动神策军作乱，包括4个宰相在内的大批官员被杀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甘露事变”。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。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，此时如在长安，很有可能被卷进去，遭遇不测之祸。



   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，他晚年选择到洛阳“中隐”，应该说是他的幸运。那么，题目上的“不幸”，又怎么讲呢？

    白居易自太和3年春来到洛阳，到唐武宗会昌6年(公元846年)秋去世，在洛阳居住了18个年头。其间除在河南府尹(驻洛阳)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，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，终日饮酒赋诗，以文会友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我们看他晚年所写的自传《醉吟先生传》，可以想见他那时期的生活常态：“性嗜酒，耽琴，淫诗，凡酒徒、琴侣、诗客，多与之游……”他常去游览之地，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。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，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，由于“交游一半在僧中”，耳濡目染，这位曾经意气风发、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，晚年也皈依佛教，遁入空门。这在他的《醉吟先生传》中也有剖露：“栖心释氏(释迦牟尼)，通学小、中、大乘法。”太和6年，他的至交、诗人元稹去世，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，重修香山寺。此后，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，乃至临终之前，遗嘱“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”。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，将他葬于香山，并将其夫子自道、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《醉吟先生传》，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，立于墓侧。

   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，志在匡济天下，且在任杭州刺史、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、政绩卓著的大诗人，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，只管“独善其身”了呢？

   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：“百姓多寒无可救，一身独暖亦何情？心中为念农桑事，耳里如闻饥冻声。争得大裘长万丈，与君都盖洛阳城。”(《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》)读这样的诗，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，他把这颗恤民之心，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。

    龙门口南面的伊水河段，有一处被称作“八节滩”、“九峭石”的险滩，礁石狰狞，水流湍急，水道经常阻塞。船筏过此，常常翻船、搁浅。因此，即使在数九寒天，船夫筏子们也得光着身子，赤脚下水拉船推筏。常来香山寺的白居易，耳闻目睹，深为同情，忧虑之思常常形之于言。去世前两年，他倾注自己的财力，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，开通了八节险滩。这位寄情山水的诗人，终归未忘民瘼。但是，从他晚年留下的诗篇来看，放情山水、遁入空门的诗人，已经和“中隐”以前那个意气风发、敢于针砭时弊、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拉开了很大的距离。“龙门涧下濯尘缨，拟作闲人过此生。”(《龙门下作》)“空门寂静老夫闲，伴鸟随云往复还。……”“……且共云泉结缘境，他生当作此山僧。”(《香山寺二绝》)他这个时期的诗作，大率如此。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、不事雕琢的诗风，可烟火气明显淡化了。

    我们从他当谏官(元和3年白居易迁升左拾遗)时期所作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中读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、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的诗篇，从《有木》那组寓言体中读到的那些讽喻诗，在他晚年的诗作中，几乎消失了。卖炭翁、新丰折臂翁(《新乐府》)似乎退出了他的视野。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，诸如：抨击权贵的“厨有臭败肉，库有贯朽钱”(《秦中吟·伤宅》)；愤慨于权贵穷奢极欲而百姓陷于绝境的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(《秦中吟·轻肥》)；揭露豪门“贵有风雪兴……醉暖脱重裘……岂知阌乡狱，中有冻死囚”(《秦中吟·歌舞》)，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浮世绘式诗作也和他一起退隐。《琵琶行》中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。环境变了，心情变了，要他再一掬一把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之泪，那是弄错了时空。应该说，这是白居易晚年的“不幸”。这“不幸”，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，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。

    当然，对古人，我们不能苛求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，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。这位“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”的大诗人，已凭其大量的杰作，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。他晚年的那些诗作，对中国、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，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。伊水有幸，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，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“世界遗产名录”。这是进入21世纪时的事情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,那时候墓园荒芜，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《醉吟先生传》的巨大的石碑。今年春天，我再去洛阳，看过龙门石窟后，特意重访白墓。墓地已扩大成占地40多亩的“白园”，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，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。在白园，我留意到两处景点。一处是“乐天堂”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，左为：“西湖筑白堤，龙门开八滩，倡乐府，诗讽谕，志在兼济天下。”右为：“履道凿园池，香山卧石楼，援丝竹，赋青山，乐于独善其身。”把诗人“中隐”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，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，也兼具入世、出世两种情态：身处园池，目接山水，一副闲散氛围；而一手扶地，表情肃穆，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。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，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《卖炭翁》、《杜陵叟》、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这样一些名诗佳句。以白居易的诗眼，历史的评价、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，可他自己所作的选择，我们只能抱憾了！